正值暑期，許多渴望陪伴的孩子嘗試和手機里的AI聊天。AI的快速發展為未成年人成長帶來了多元可能，然而過度依賴AI陪伴，也暴露出不少問題。

如何把握AI陪伴的安全邊界？技術在奔跑，配套服務也要跟上。社會教育、行業規范和家庭引導缺一不可，共同守護成長，讓AI成為青少年求知路上的良師益友。

“為什么你不能像AI（人工智能）一樣跟我聊天？”聽到10歲兒子禾禾的這句“對比”，禾禾爸爸才反應過來，孩子已經跟AI聊了很久。

禾禾的經歷并非個例。前不久，一名15歲女生因情緒問題在北京安定醫院接受心理治療。在與醫生溝通時，她反復提及對自己“至關重要的朋友”，經過反復詢問，醫生才得知這個“朋友”其實是AI。北京安定醫院心理治療師徐高陽告訴記者，近幾年到醫院就診的青少年中，過度依賴AI聊天的孩子明顯增多。

如今，AI已經逐步進入未成年人的生活，扮演著老師、伙伴等角色。當AI成為孩子們的“聊天搭子”，我們該如何引導？記者進行了調研和采訪。

“在遇到煩惱時會選擇向AI傾訴而非身邊人”

AI情感陪伴呈現普及化和低齡化趨勢

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員孫宏艷研究青少年話題20多年，去年，她和團隊針對中小學生使用生成式AI的情況進行了一次調研，覆蓋了7省（市）的8563名中小學生。

調研數據顯示，中小學生總體AI使用率為61.7%，其中，小學生的使用率是60.0%，超過了初中生的56.1%。使用方向上，71.0%的學生選擇“用AI輔助完成作業”，有35.2%選擇“與AI聊天或說心里話”。

“調查結果有些在意料之中，也有些在意料之外。”孫宏艷告訴記者，意料之中的是AI的確在學生群體中下沉速度很快，無論城市還是農村，普及度都已很高；意料之外的是AI情感陪伴呈現普及化和低齡化趨勢，有46.4%的使用AI的中小學生“在遇到煩惱時會選擇向AI傾訴而非身邊人”，有21.5%的孩子甚至選擇了“只想和AI聊天，不想和真人聊天”。

孫宏艷提供了一組值得深思的數據：當被問到“今天有沒有跟孩子溝通”時，八成家長回答“有”，但只有兩成孩子的回答是肯定的。

禾禾爸爸后來反思：家長自認為的“溝通”，更多是在問成績、問表現，對孩子的傾聽與情感關切太少。

相比之下，AI則像一個永遠有空的朋友——半夜睡不著時打開它，它在那里；前言不搭后語地說了一堆，它能理出頭緒；來來回回重復同一件事，它還認真傾聽……“AI的即時回應、無條件包容與順從，容易讓未成年人產生認知和心理依賴，我們要警惕AI給未成年人制造‘情緒繭房’。”孫宏艷說。

事實上，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在使用AI上有本質區別。成年人心智更成熟，在使用過程中能夠清楚區分：AI是工具，不是真實的人。但未成年人尤其是低年齡段的孩子，可能會把AI當成真實可信的朋友，分不清虛擬和真實。

“與AI聊天，一定程度上能緩解未成年人的焦慮，但并沒有真正解決問題。”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學科研室主任秦嶺告訴記者。

秦嶺曾跟隨公益項目走訪了多個省份的20余個鄉村教學點，實地調研AI陪伴設備在留守兒童群體中的應用效果。青海一個教學點負責人曾問秦嶺：能否引導AI不要只說好話？

AI強大的共情力，能讓孩子獲得被理解的安全感，但無法提供成長所必需的真實客觀的評價。“從心理學角度講，不成熟到成熟，需要依據周圍人的態度形成自我認同，就像‘照鏡子’一樣。照一面‘真實的鏡子’，對于未成年人的成長非常重要，否則他們將無法去面對真實世界的困難、問題和挫折。”孫宏艷說。

“AI可以給建議，但無法承擔責任”

AI不能替代家長高質量的陪伴

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數據顯示：截至2025年12月，我國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戶規模達6.02億人，其中19歲及以下用戶占比最高，達26.4%。

“我們調研中發現，有67.9%的家庭沒有制定AI的使用規則。這意味著，在AI使用方面，不少家長在管理和引導上存在缺位。”孫宏艷說。

記者采訪中也發現，很多家長并不知道，國家已經出臺了相關規定，規范中小學生對生成式AI的使用，尤其是約束低齡學生的獨立使用。例如，《中小學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指南（2025年版）》要求，小學階段禁止學生獨自使用開放式內容生成功能。

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在2025年暑期開展了一項覆蓋31個省份，面向32萬多名中小學生、28萬多名家長與5萬余名教師的大規模問卷調查及訪談。調查發現，我國中西部地區99.7%的中小學生已接觸AI，85.6%的學生使用過AI完成作業。而僅13.8%的教師、17.8%的家長認為學生普遍使用AI。這說明，大量學生處于無監督、無引導的AI使用狀態。

基于此，孫宏艷提出了3個解決建議：一是家長要提高自身認知，區分AI的學習工具功能和情感陪伴功能，并采用不同的引導方式；二是家長要和孩子一起商量，共同制定AI的使用規則；三是家長要給予孩子高質量的陪伴，這也是根本性的解決方案，AI可以提供輔助，但不能替代家長的角色。

“AI可以給建議，但無法承擔責任。”秦嶺說，“家長需要引導孩子在遇到問題時，首先找一個真實的、能信任的人。”

此外，很多孩子會在使用中關閉AI軟件的未成年人模式。北京的中學生萱萱告訴記者：“打開未成年人模式后除了問作業題，啥都干不了。AI總是說‘抱歉，我無法回答你的問題’。”

“很多大模型廠商會設置未成年人模式，但這種設置不應只是簡單的‘減法’，還要提供豐富且適齡的內容。從算法邏輯到語料庫，都需要進行調整。”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說。

“未成年人正處在價值觀和世界觀形成的過程中。AI應該如何與他們交流，這是提供大模型服務的平臺企業必須認真對待的問題。”北京大學教授、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理事長黃鐵軍認為，在AI情感陪伴服務日益普遍的背景下，企業應該承擔起技術向善的社會責任，政策上也應給予引導。

“保護的目標不是讓孩子遠離AI”

從限制到調控，與AI健康共處

多名接受記者采訪的專家表示，我們無法將AI從未成年人的世界中剝離——沒有必要也不可能。這就意味著，我們要從政策供給、社會治理、行業自律、學校和家庭教育等不同維度“多方共治”。

“總的來說，需要從‘限制型’向‘調控型’保護模式轉型。”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互聯網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劉曉春認為，“調控型”保護模式的重點，是依托AI的信息處理能力破除信息困境，實現風險管控與發展促進的平衡。

“AI對未成年人的價值不應被低估，它可以彌補教育資源差距、提供情緒支持、拓展數字能力。保護的目標不是讓孩子遠離AI，而是培育其駕馭AI的能力，在人機共存的時代保持獨立思考。這需要政府、平臺、學校、家庭各司其職、協同發力，打造適配AI時代的未成年人保護新生態。”劉曉春說。

孫宏艷認為，政策引導上，從教育部發布的《中小學人工智能通識教育指南（2025年版）》，到國家網信辦等5部門聯合發布《人工智能擬人化互動服務管理暫行辦法》，我們在政策供給上比較及時，在政策的落地執行上還有一些短板需要補齊。

行業自律上，平臺企業責任非常關鍵。“目前開發了真正有效未成年人模式的AI產品并不多，而且這也只是及格線，還要從功能設計、內容提供、隱私保護、價值觀引導等各方面持續提升，服務好未成年人用戶。”孫宏艷說。

學校教育上，學校的主要職責是開展AI素養教育，不只是教學生怎么用AI，更要教他們認清風險和邊界。

家庭教育上，家庭是保護孩子的第一道防線，家長要和孩子一起成長，給予孩子更多陪伴和支持。

“AI不是不可控的洪水猛獸，關鍵是我們得重視并且有所行動。其實，從電視到互聯網，每一種新媒介出來，我們都擔心過對孩子的影響。但通過不斷加強社會教育、行業規范和家庭引導，最終都找到了與它們健康共處的方法。”孫宏艷說。（《中國經濟周刊》記者 孫冰 文中未成年人采訪對象均為化名，魯芷瑜參與采寫）